说到教育,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先生就没有一个好的启蒙。大学只不过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,之前的底子和模样气死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: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,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“父皇”“母后”进入学校,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,学习各学科基础知识,学会待人接物,开始规律作息。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,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,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。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,完全融进生命、化入血液。大学之后所学,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——骨架已经搭起,骨缝已然闭合,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,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。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,一天,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,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。父亲说:“看!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,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,我只是在唤醒它。”父亲进一步解释说:“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,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。”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“准入门槛”:“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,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,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,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。”        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,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。1909年12月8日,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,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,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,热泪如倾,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,血书“请开国会,断指送行”交给请愿团。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,认为“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”。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,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,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。一天,钱伯圭拉住钱穆问:“听说你能读《三国演义》,是这样吗?”钱穆称是。老师告诉他:“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。一开篇就说‘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,一治一乱’,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,才会这样。像现在欧洲的英、法等国,合了便不再分,治了便不再乱。我们以后该学他们。”        一番教导,让钱穆顿觉“巨雷轰顶,全心震撼”。多年之后他回忆道,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,其最初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。他自己入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,8年中学教师。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,教大学不如教中学,教中学不如教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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